2024年9月11日，在湖北枝江市顾家店小学教室里，吃过午饭后，学生开始午休“舒心躺睡”。近年来，枝江市加大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在顾家店小学、实验小学开展试点，推广“可躺式”课桌椅。(视觉中国/图)
阳阳刚上小学一年级时，他妈妈发现，老师发下来的课表上每周只有一节英语课。当这位北京家长正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焦虑时，孩子上了几天学回来说，以后每周三也要带英语书，因为当天的一节副课被改成上英语。听到这个消息，阳阳妈没有对学校的做法产生丝毫不满，反倒松了口气。
后来，阳阳妈浏览社交媒体，才发现这是很多学校都流行的做法。发给学生的课表是一张，实际上课却是按另一张，这被称作“阴阳课表”。
“教室内不能出现任何学生成绩排名，宣传栏课表按要求张贴。”大约半年前，为迎接督导检查，东部地区某私立学校的初中老师江陈欣在工作群收到了这则通知。
所谓“课表按要求张贴”，就是换下6点40分上早读，上下午各有5节正课，晚上还有3节晚自习，直到晚上9点才放学的真实课表，换上早晨8点10分上课，下午5点半放学，一天只上8节课的假课表。如果督导组问起来，还要求学生“不要乱讲话”。
2025年年初，受教育部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敏及其团队展开了一项关于“学习时长”的研究。根据现行国标《中小学生一日学习时间卫生要求》，初中不超过7小时，高中不超过8小时。但根据她的调查，初中生每日在校学习时长达9.8小时，高中生达12.25小时，部分学校课程表存在各种形式的“阴阳课表”现象。
中小学的“阴阳课表”其实存在已久——最近十多年内，已有多项调查都得出类似结论。
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雷浩发表文章称，他们收集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7012所学校、24855个班级的近15万份课表，发现有超过六成的班级存在超课时现象。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聂永成在2017年至2019年间对3省31个市县153所中小学展开调查，结果发现超八成学校存在“阴阳课表”。
不止一位教育系统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都知道学校“阴阳课表”的存在，但对此都保持了沉默甚至是默许态度。有学者将调查结果形成报告，提供给省教育厅，“最后没有什么太多的反馈”。
“表”里不一
刘尚贤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小学老师，学校有三份课表。一份上报教育局；一份在学校公示；还有一份用于实际教学。他解释，在上报教育局的课表中，某些课由校领导执教，但在学校公示的课表上变成了普通教师执教。
开学第一星期，课表上写着体育课，结果数学老师进了教室。每节课究竟上什么，“一礼拜下来，学生自己心里也明白了”。
他所在的学校，主科老师要兼一门副科。作为语文老师，就没有他没上过的课。学校领导也睁只眼闭只眼，“反正这课归你了，上什么都行”。他教不了科学，如果有人来检查，就带学生看看视频，把课本读一读，等人走了就恢复原样。
一周两节美术课。刘尚贤一节用来上语文，一节打开美术课本，让学生照着那页画画。用他的话说，“只占用一节还算好的，换了别人两节课都不让画了”。
雷浩的调查也发现，在义务教育阶段，非考试类科目缺课时的情况比较明显。其中缺课时比例最高的三门学科是道德与法治（简称“道法”）、体育与小学科学。
一旦这些科目纳入考试范围，情况又有所不同。
南方一所公立小学，全校大几十个班级，只有2名专职科学老师，1名专职道法老师。该校教师王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科学课几乎都是数学老师上，道德和法治课则由语文老师上。在实际教学中，这两门课多数都上数学和语文。
这两年，她所在的城市开始将科学与道法纳入小升初考试，在两门科目中抽考一门。由于2024年已经考了科学，新一届小升初刚开始据传要考道法，因此六年级再也没上过科学课。但就在前两天，学校开了个会，传达最新指示，“每个科目都有可能会被考到，课都要正常上”。
此时离考试只剩九十多天时间，“不可能把课程内容全部补回来”。学校要求老师把6年的知识点都整理好，让学生去背，“能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了”。
除了实际上课的内容与课表有差异，部分学校课表上的休息时间，也被用来开设课程。
刘尚贤的学校开设“午辅”。所谓午辅，同正课的时间一样长，既可以让学生写作业，也可以用来上课，“学校只管把这个时间段包给你”。学生中午11点20分吃饭，他11点40分就会坐在教室，等人齐了就开课。
为了给课后服务腾出时间，到12点40分，学生就要开始下午的第一堂课。头一天夜里没睡够，中午也没有午睡，下午课上很多学生都打起瞌睡。眼皮耷拉，脑袋往下垂，又一次次抬起。
在他看来，这又逼着老师对学生严格管理，“健康的教育应该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但现在是让学生看到你就感到畏惧，是在恐慌和焦虑中成长”。
多项研究指出，学生就读年级越高，考试压力越大，“阴阳课表”现象就越严重。
江陈欣所在的初中，晚自习也分科目，作为教学计划的一部分。即使有走读生，所有学生在周日下午就要返校，从当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补习语文、数学、英语和物理这4门课。课程安排会在周四或周五提前下发——这些都不在公示的课表上。
在高中阶段，这一情况更加夸张。
在林敏收到的一百多份调查问卷中，73.6%的高中学校通过压缩学生周末休息时间，来延长每周上课天数。66.1%的教师反映学校利用学生寒暑假补课。93.7%的高三学生每周上课6到7天，半数学生假期补课超过10天。
安徽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推行小学初中每天一节体育课。当年9月3日，淮南市淮师附小山南校区小学生在体育课上开展趣味体育游戏。（视觉中国/图）
成绩的压力
多位中小学教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副科师资不足，是学校面临的共同困境。由主科教师兼上副科，最后演变成副科上成主科，是出现“阴阳课表”的诱因之一。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聂永成所在的课题组，发现80.4%的中小学存在“阴阳课表”现象，且薄弱学校现象更为严重。除了思想观念的因素，薄弱学校也往往受到师资力量和教学场地、设施等客观条件限制。
按照2022年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要求外语科目九年总课时在6%到8%之间。刘尚贤说，在设计课表时，学校会主动考虑这方面因素。比如英语课一周只有2节，但教材难度大，课时明显不够。所以会安排英语老师兼上教学班级一周各2节的科学、劳动和美术课，“一周又多了6节课，英语课就能上下来了”。
作为语文老师，他自己也有切身体会。有的文言文，课标只要求学生诵读，但考试时又变成按课文内容填空。这样一来，“我们只好自我加压，要求学生背诵甚至默写，教学难度就上去了，出现了课时不够的情况”。
除此以外，频繁出现的考试不仅打乱了教学节奏，同时进一步加剧了“阴阳课表”现象。
王彤所在的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就要月考。有时孩子连题目都看不懂，需要老师念题。每次考试结束后，学校还会对每个班的优秀率、良好率、及格率以及平均分进行分析。
“学校看重成绩的话，老师也会看重成绩。”王彤说，如果下个星期安排月考，课程进度还没有到考试范围，“我就需要赶课，一定程度上需要占用体育课等副科时间。”
早在2012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在开展“阴阳课表”调查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在当时的报告中写道，73%的初中校长认为“月考有利于提高成绩”，其中还有约42%的校长违反当时的规定，继续组织月考。
如今张丰已任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评估部主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月考其实是管理者不惜以干预学生正常学习为代价，满足教学质量监控的做法。“它本质上是一种压力传导，校长把压力传递给老师，老师再把压力传递给学生”。
问题在于，花这么时间用于教学、练习和考试，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
“（投入的时间）已经多得溢出来了，有一部分是无用功，老师和学生都很煎熬。”江陈欣说。有时她让班里的后进生抄写单词，他们都不乐意抄，甚至有情绪上的对抗。学习情况好点的学生，虽然很累，但是会按老师的要求去做。不过重新默写的单词，正确率跟没抄写过一样，“只是手在动，根本没有进到脑子里边”。
有次看到外界的负面新闻，学校领导开会说，“不管学生考得好不好，都不要批评他们，最多鼓励他们学习”。江陈欣听了还挺欣慰。
没想到第二天的月考后例会，还是像以前一样，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做成了PPT，校领导挨个点评每个科目和班级的成绩。“在所有班级里，为什么你们班英语成绩最低？你跟别人的差距是什么？”“你们班为什么没有年级成绩前10的？”“年级倒数20名，为什么你们班人数比较多？”
江陈欣感到困惑，“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不能批评学生，但成绩不好的话学校领导又要批评老师。”
聂永成对153所中小学校长的调查，揭示了他们对“阴阳课表”的态度。58.1%的正校长或副校长选择“非常支持”，另有25.3%和12.7%的校长分别选择“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和“不支持但默许老师们这样做”。只有3.9%的受访者选择“坚决反对”。
甚至在他调查的中小学教师中，绝大多数都对“阴阳课表”现象高度认同，有97.2%的主科老师选择“非常支持”。
一位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主科老师的职称评定跟学生成绩有关。但正式文件不会写得这样直白，“在评审活动中，评价指标就是这么设定的，一般不对外公开”。
即使在校内没有对成绩明确的量化考核，老师也会有精神上的压力。西部某省会城市小学老师说，如果学生成绩不理想，领导会找老师谈话，安排更多的教研活动，“工作会更繁重”。
某种程度上，家长也是“阴阳课表”的共谋。根据聂永成的调查，对于“阴阳课表”现象，99.2%的学生家长选择“非常支持”。
“很多压力来自家长”
“课程方案里规定的要求，在落地的过程中，如何保证考试科目不要超课时，非考试科目不要缺课时，这是一个基本问题。”雷浩说。
他打了个比方，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规定每门课有多少课时，像是一个设计好的食谱，每个科目都是身体所需的营养素。学校让学生吃很多蛋白粉，看起来更容易长肌肉，实际并不健康。
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课程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类。顾名思义，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分别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规定设置，两类课程占总课时的14%-18%。在国家课程中，课时最多的语文和数学分别占总课时20%-22%、13%-15%。
雷浩说，“不要增加学生负担，总课时数不应增加”。但在现有的课时中开设哪些课程，这是涉及课程结构优化的问题。
解决“阴阳课表”问题，他认为，配足师资是前提条件，同时还要通过保障机制，确保专课专上。
但这在现实中或许有很大难度。
吴丽明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做了多年教育局副局长，分管过人事工作。教育局让学校上报存在缺口的老师，但报上来的几乎都是语文、数学、英语这些考试性科目老师。“其它学科基本不会向你要人”。
一位接近教育系统的人士说，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中，有关于音、体、美专任教师数量的指标。教育局想办法招到足够数量的老师，但这些老师到了学校以后，学校还是会让他们去教语文和数学。
“考试评价制度不改革，再好的课程方案也会畸形实施。”雷浩建议，在中考前严格控制考试次数。他打了个比方，每天称同一头猪的重量，称重的行为并不会增加猪的重量。他认为，通过考试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已经具有一定滞后性，应该在课堂上用即时性的评价任务检测学习情况。
前述接近教育系统的人士认为，“阴阳课表”的出现，根本上源于教育部门对学校要求构成的冲突。一方面教育部门强势推行素质教育，要求学校开齐开足课程，课表必须符合课程标准要求。但在评价学校时，又主要根据考试成绩来定。
“开齐开足课程，在任何考核中都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指标，”吴丽明说，不过在实际考核中，“是作为一个虚的指标。”
前述接近教育系统的人士解释，教育部门对学校开齐开足课程有四项考核内容：有没有在宣传栏公示课表；课表有没有上报教育局备案；有没有接到投诉；临时检查有无发现课程未开齐开足。所谓临时检查“只是应付上级而已，不会真正去查”，教育部门知道学校存在“阴阳课表”，“但也要追求教育部门的核心利益”。
吴丽明说，教育局也查到过学校存在“阴阳课表”，只是通报批评。打下去的板子并不疼，“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校长心里也清楚，自己在教育系统的前途，还是与学生分数的高低有关。
张丰认为，学业成绩只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记录，但现在不同层面都把它作为政绩指标。想要治理“阴阳课表”，“必须从区域教育质量管理机制上突破，在地方政府对教育局的期待，以及教育局对学校的考核中有真的扭转”。
这是最根本的，但也是最难的。
林敏把教育比作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每一环都会产生连锁反应。她在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位教研员聊起教育内卷时，对方认为很多压力来自家长，而不是学校本身。但在不久前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培训上，这名教研员又说，“弄那么多人工智能（课程有什么用），最终还是要提高孩子成绩”。
那一刻，林敏觉得，当置身其中时，每个人都无法摆脱这个体系。人们一方面觉得孩子很辛苦，一方面又在不自觉地往他们肩上加一块砖。
吴丽明也持相近观点。当下的教育生态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环节出现问题，而是所有环节都形成了一个闭环。只有更多的老师、校长和教育局长，从职业道德和教育规律出发，这个闭合的环才能慢慢打开缺口。
“‘阴阳课表’不能通过督查来解决，这只是多做一点表面文章而已。”吴丽明说。
（应受访者要求，阳阳、江陈欣、刘尚贤、王彤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陆冠宇
责编 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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